百年红学十大里程碑

一 曹雪芹温皓然百回本《红楼梦》

2024年 8月，前后历经十三年增删修订的最新版“曹雪芹温皓然百回《红楼梦》”由作家出版社重磅推出。全书分上、中、下，三册一套，内有数十幅彩色插图，外有精美函盒。今人为《红楼梦》作续，除了要在红学家们多年研究的基础上续写，符合基本的红学常识规范外，也会面临网友、媒体等多种隐形读者的评价，故而要续写出切合原著本意，又能文采斐然、好评如潮的续作就更是难上加难。温皓然的续书以至情至性、丰厚的国学底蕴著称，自2011年首次问世以来，便赢得了学界专家和广大读者的一致肯定。作为后现代古典主义文学流派的奠基人，温皓然的修养是多方面的：文学、书画、音乐、建筑、美学、佛学……这些深厚的积淀一旦融合，化成了文字，便构成了一种惊艳的、浩瀚的大美。因此，温皓然的续书便有了超越前人的独特的文化意义。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赵建忠表示：“温皓然的《红楼梦》续书是两百多年来《红楼梦》续书史上最优秀的一部。”

曹雪芹温皓然百回《红楼梦》的前八十回，是精选最能反映曹雪芹《红楼梦》原始面貌、更多地保留了曹雪芹语言个性和思想锋芒的庚辰本为底本，并同时参考了甲戌本、己卯本进行整理完成的。温皓然以其底蕴深厚的学识撰写出《红楼梦》后二十回续书，并与曹公八十回本原著刊刻成一书传世，遂成为与程乙本《红楼梦》并行于世的又一“完璧”。毫无疑问，温皓然的续写是成功的，在《红楼梦》的众多续书中，这部作品早已脱颖而出，成为了引领时代的新经典、新高峰，在《红楼梦》续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二 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

1973年秋，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以“《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进行主题讲演，并撰写成《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两篇论文，刊登在《香港中文大学学报》1974年第二期，《明报月刊》和《幼狮月刊》分别予以转载。他在文章中强调了《红楼梦》中的两个对比鲜明的世界——乌托邦世界和现实世界，并通过大观园这一象征，深入探讨了曹雪芹的创作意图和文学价值。大观园作为这两个世界的核心象征，被视为曹雪芹为贾宝玉及众姐妹创造的理想居所，与大观园外的现实世界形成鲜明对比。这一观点挑战了传统红学研究中过于侧重历史考证而忽视文学本身的现象，强调了《红楼梦》作为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深层意义。

三 李希凡、蓝翎的红学史批判

1954年9月1日，山东大学《文史哲》第9期发表了李希凡和蓝翎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文艺报》第18期转载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还加上了由主编冯雪峰撰写的编者按；10月10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发表李希凡、蓝翎合写的另一篇文章《评〈红楼梦研究〉》，也加上了按语；文章对当时红学界权威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中的观点进行了质疑和批判，引发了学术界对《红楼梦》研究的广泛讨论和深入思考。这种敢于向权威挑战的精神，推动了红学研究的进步。李希凡和蓝翎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角度出发，肯定了《红楼梦》的成功在于其反映了封建社会的现实，暴露了封建贵族统治集团的罪恶，具有鲜明的反封建倾向。这种视角为《红楼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他们强调文学的传统性意味着人民性的继承与发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继承与发扬，以及民族风格的继承、革新与创造。这种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观点，对后来的红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

1953年，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了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周汝昌为考证派红学集大成者，其主张红学包括曹学、版本学、探佚学和脂学，研究《红楼梦》本身的思想和艺术不属于红学范围。《红楼梦新证》为红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红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红楼梦新证》的出版不仅推动了“曹学”的发展，还引发了后来的脂学、版本学、探佚学等诸多红学分支学科的产生。这些分支学科在红学研究中各自发挥着重要作用，共同推动了红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五 俞平伯《红楼梦辨》

1923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此书是新红学史上的第一部专著，学术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俞平伯在《红楼梦辨》中，补充了胡适的论证，明确指出后四十回的作者是高鹗，详细辨析了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在人物性格、情节逻辑、文笔风格等方面的差异，认为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存在诸多相悖之处，从而巩固了胡适的学术结论。此书将考证与艺术分析有机结合，考论兼备，为红学研究提供了另一种典范。《红楼梦辨》全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讨论后四十回问题，中卷剖析前八十回文体，下卷侧重佚稿与脂评研究。内容涉及红学的诸多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六 胡适《红楼梦考证》

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这篇论文不仅在红学研究领域内开创了新的研究方向和方法，而且对整个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胡适在这篇论文中摧毁了索隐红学的若干旧说，开辟了“新红学”或“考证红学”的新天地。他的这一贡献标志着《红楼梦》研究的核心议题从此确立，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研究方法和思路。胡适旨在通过这种方法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从而推动了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

此外，胡适的《红楼梦考证》还引发了与蔡元培等人的论辩，进一步推动了红学研究的深入和多样化。尽管在后来的研究中，索隐的方法仍然存在并不断发展，但胡适的工作无疑为红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和明确的方向。

七 蔡元培《石头记索隐》

191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蔡元培《石头记索隐》，其主要观点是通过对《红楼梦》的深入分析，揭示了清朝对明朝的取代以及清朝统治的缺陷。

八 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隐》

1914年，王梦阮、沈瓶庵在《中华小说界》发表《红楼梦索隐》提要，1916年9月，由上海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发行。此书是索隐派红学的早期代表作之一，标志着索隐派红学阅读模式的完善化。

《红楼梦索隐》的问世引发了红学界的广泛争议和讨论。一方面，该书的独特解读视角和详细索隐为红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另一方面，作者将小说人物与历史人物直接对号的做法也受到了不少批评和质疑。《红楼梦索隐》的出版推动了红学研究的多元化发展。不仅促进了索隐派红学的繁荣，也激发了其他派别如评点派、考证派等对《红楼梦》的深入研究和探讨。这种多元化的研究格局有助于读者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红楼梦》的艺术价值和思想内涵。为后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九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

1904年，王国维在《世界教育》第8、9、10、12、13期中发表《红楼梦评论》；王国维是运用西方哲学和美学观念、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衡定《红楼梦》艺术价值的第一人，这不仅在红学研究史上，乃至在整个学术发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十 《红楼梦》程乙本的诞生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成书时间约在清朝乾隆中期。最初的《红楼梦》是以《石头记》为书名的手抄本形式，在作者周围的小圈子里流传的，时间(约?1754-1790?)左右，后于1784年正式题为《红楼梦》。《红楼梦》总体可分抄本和刻本两部分，流传到今天的抄本大致有：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戚序本、杨藏本、甲辰本、列藏本、己酉本、郑藏本、卞藏本等十多种；《红楼梦》的刻本始成于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是由书商程伟元和高鹗用木活字排印的120回《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史称“程甲本”。1792年，程、高又推出了重校本《红楼梦》，史称“程乙本”。程高本开《红楼梦》刻本印刷的先河，成为二百余年间坊间一切刻本的源头，后世的刻本，包括各种白文本和评点本，也都是程、高本的翻刻本。可以说，程甲本的问世，是《红楼梦》得以广泛流传的开始。乾嘉庆年间，都中“人家案头必有一部《红楼梦》”，至嘉庆年间，更是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的说法。“红学”一词，就此诞生。